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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何无数人祖籍山西大槐树,详述明清时期陕西人口迁移


一、明朝

  明朝是陕西历史上人口迁移极其频繁的时期。总体上,迁入人口多于迁出人口。关中是主要人口迁出地区,陕南、陕北则是重要的人口迁入区。到了明末,陕西各地的人口外迁都很突出。

  (一)人口外迁

  1.明初人口外迁明初,多次将陕西卫所将士调往外地屯戍,形成大规模人口外迁。《明太祖实录》载,洪武二十年(1387),明政府调陕西、山西战士56 000余人赴云南听征。此次外调的陕西军士约有30 000人。同年十月,明政府又命耿炳文调西安等卫军士33 000余人“往云南屯种听征”。次年二月,这支陕军抵达云南屯戍。这些军士以关中驻军为主。洪武二十四年(1391),明太祖又下令调“陕西西安左卫及华阴诸卫官军八千余人往甘肃屯田,官给农器谷种”。仅据以上3次统计,明初由陕西调往外地屯戍的军士约74 000人。按照明朝制度,这些外调的军士既然是到外地屯戍,就很难再回到陕西。所以这种外调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移民。

  明初,由政府组织的强制性移民规模非常庞大。在这次移民浪潮中,陕西也有部分人被迁往外地。万历《景州志》载,景州“国初(明初)承金元乱后,遗民孑然,……颇徙江、浙、山、陕之民实之,故今民非土著十居七八”。可见明初曾将陕西部分百姓迁往景州(今河北景县),但估计数量不大。又据万历《明会典·户部六·户口一》载,永乐元年(1403),明政府选浙江、江西、湖北、陕西等省、府百姓“充北京富户,附顺天府籍,优免差役五年”。这次迁往顺天府(今北京市)的陕西人口估计也不多,因为这次是有选择的迁移,而且迁移范围相当广泛。

  2.明中后期人口外迁明中期以后,由于赋役繁重,自然灾害频繁,陕西因流民而引起的人口外迁日趋增多。在外省流民纷纷涌入陕西的同时,关中的百姓也流入陕南,并有不少人流往外省。如正统十年(1445)陈镒上奏:“陕西所属西安、凤翔、乾州、扶风、咸阳、临潼等府、州、县旱伤,人民饥窘,携妻挈子出湖广、河南各处趋食,动以万计”,这些流民皆来自关中地区,流入河南、湖广(今湖北、湖南)者数以万计。

  万历《郧阳府志》对境内居民的构成比例作过这样的统计:“陕西之民五,江西之民四,德(湖广德安府)、黄(湖广黄州)、吴(江苏)、蜀(四川)、山东、河南北之民二,土著之民二。”由此可知,在郧阳府(治今湖北郧县,即今湖北西北地区)总人口中,陕西籍人口所占比例最大,已占该府人口的50%,而当地土著人仅占20%,这些陕西籍人口绝大部分当来自关中地区。陕北也有不少流民,《明宪宗实录》载,成化时,“延安、庆阳等府所属人户,为因年荒贼扰,逃移外郡十有七八。……存者被累,亦欲思逃;逃者惟虑追赔,不愿复业”。正如明人赵锦在《计处极重流移地方以固根本事》中所说:“赋繁役重,而力不能支,则其势不容于不逃。逃亡既多,而赋役无所于出,则官府不得不责之于见(现)户。故一里之中,二户在逃,则八户代偿。八户之中,复逃二户,则六户赔纳。赔纳既多,则逃亡益众;逃亡益众,则赔纳愈多。”如此形成恶性循环,致使逃亡者日益增多。

  导致农民流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,其一是赋役繁重,不堪忍受,不得不逃亡外地,即《明史·食货志》所说的“逃户”。这些人一旦逃亡到外地则很难再回故乡,因为他们是由于赋役繁重而逃亡,在明中后期赋役日趋沉重的情况下,自然不会返回故乡。所以这种流民在外地定居的比例较高。其二,由于自然灾害严重,农业歉收,导致饥荒,形成大批饥民,往往举家而逃,规模庞大。这种因饥荒而形成的流民少数人会在流亡地定居下来,从而形成移民,大多数人在灾荒过后会重返故乡。所以他们在外地定居的比例较低。其三,明中期以来,由于人口迅速增加,人均耕地日趋减少,而且由于官僚、地主、富商大肆兼并土地,不少自耕农失去土地,甚至破产,从而导致广大农民逃亡他乡。这种流民重返故乡的可能性不大,所以很容易形成移民。

  3.明末清初人口外流情况明末,陕西自然灾害非常严重,其中尤以陕北为甚,苛捐杂税名目繁多,层出不穷,导致农民纷纷逃亡外地。陕西又是明末农民起义发源地,农民军与明军在陕西境内进行过长期而残酷的搏斗,导致人口大量外流。这次大规模的人口外迁过程一直持续到清初。

  康熙《三水县志》载,三水县(今陕西旬邑)“至今而如太义里,则四甲五甲尽逃,绝无一户也。蒲村里则一甲尽逃,绝无一户也。三水里则七甲尽逃,绝无一户也。其他零丁户口,逃亡者至不可胜道。……名为十二里,而按其户口,实不满七八里也”。又据该志载,明清鼎革之际,三水县“惨遭寇掠,逃亡过半,仅存四里,亦无全家全户”。三水县明末尚有12里,清初“仅存四里”,存者仅及原来的1/3。顺治《汧阳志》载,汧阳县(今千阳县)在明末清初,“当残弊之余,寥寥孑遗,仅存皮骨,及按册点审,则一里之中,止存一二甲;一甲之中,止存一两丁,甚有全甲无人,逃亡殆尽者”。这些逃户“有逃窜经三二十年者,有远逃在七八百里外者”。顺治十年(1653)返回故土者900余人,在外地定居者肯定不少。顺治《安塞县志·田赋志》载,陕北安塞县明末“兵火后,人丁十去九分之九,止遗寥寥残子,鸠形鹄面,略无起色”。该县明末“原额人丁”共折下下丁为6 700丁,顺治七年、十一年两次豁免“逃亡丁”达6 217丁。此处所言“丁”虽非实际人口,但从中亦可看出人口逃亡之严重。康熙《鄜州志》载,陕北鄜州(今陕西富县),“旧编户五十二里,……明季兵凶洊臻,民逃地荒。本朝派造黄册、赤历,归并为二十三里。今(康熙五)见在二十三里”,由于人口逃亡严重,编民“里”数减少近一半。乾隆《白水县》载,明末,白水县城“东、北二关至千余家,屡经寇难,徙迁过半”。顺治《澄城县志》载,澄城县在明万历年间共10 303户,70 685口,至顺治初,“除节年兵荒,逃亡过半,实在户共一千八百二十有四”,仅为万历户数的17.7%。乾隆《续耀州志》载,耀州(今陕西耀州区)“自明末兵燹,百姓逃亡。顺治七年,报出荒地三千七百顷”。道光《紫阳县志》载,紫阳县“邑自明末,屡遭劫火,流亡过半”。嘉庆《白河县志·地理志》载,白河县自明中期以来“人民稠密,俗有小三原之称。迨至明末,闯、献肆虐,兵燹频仍。继之刘谭猖獗,于是百姓十去其九,百里不闻人声,四境荒芜,城郭乌有”。光绪《镇安县乡土志》载,镇安县“自明季遭流寇频年荼毒,流徙无遗。国朝(清朝)定鼎后,招抚流亡,十不获一”。总之,明清之际数十年间,陕西各地人口逃亡相当严重,其中不少人流往外省。

  此外,在明末农民战争中,陕西人民参加农民起义军至少数十万人到100万人以上。这些人后来在多年转战中,大多死于明军或清军兵刃之下,但也有一部分在起义军失败后隐姓埋名,流落外地,或逃入深山老林,而不再回原籍。这种情况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人口迁移。

  (二)人口迁入元末明初,陕西人口大减,许多地方人口稀少。洪武九年(1376),明太祖下令“迁山西汾、平、泽、潞之民于河西,任土垦田,世业其家”,主要被安置在今陕北一带。宣德二年(1427),明宣宗“命陕西、四川流徙迁徙罪囚,发汉中沔县为民”。这批迁入汉中沔县(今勉县)人口全部为陕西及四川各地的罪犯,估计人数不会太多。由此可以看出,沔县一带在明初是人口稀少的荒凉之地。上述迁入陕西的人口,都是由政府组织的强制性移民。

  明初以来,明政府还在陕西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屯田,以军屯规模最大。陕西是明代军屯最发达的地区。洪武十九年(1386),陕西都司辖24卫,马步官军127 230人,其中在今陕西境内有10卫,即西安左、右、前、后4卫,延安卫、榆林卫、绥德卫、汉中卫、宁羌卫、潼关卫及兴安(今安康)、凤翔、沔县、归德(今榆林南)、镇羌(今神木县境)、安边(今定边县东)6个独立的千户所。明初陕西屯田额达42 456.72顷,至嘉靖年间达168 404.04顷,军屯面积居全国第一。嘉靖《陕西通志》载,嘉靖二十年(1541),陕西都司所属“军卫户口”达150 554户,352 963口,其实远远超过这一数字。在陕西屯田的卫所士兵有不少来自今本境,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外省。《明史》载,明初卫所军士的来源大抵可分为“从征”、“归附”、“谪发”和“垛集”四个方面,其中“谪发”即是因“罪”发配充军而来。据《明太祖实录》,陕西卫所军士“多由罪谪”。总之,陕西卫所军士不论是何种来源,都有相当部分来自外省。据乾隆《绥德州直隶州志》洪武六年(1373),“置绥德卫指挥使司,迁江南上江之军于其地(即今绥德一带),立屯田法以戍之”。民国《横山县志》称:“横山(县)地处塞上,明属边卫,土著居民多由晋、豫军籍防屯而来,故社会习尚简朴”,可见横山县一带居民大多来自山西、河南省籍屯田军士。这种情况在陕北各县普遍存在。

  元末明初,陕南人口减耗相当严重,一直是地旷人稀之区。这就是这一地区之所以在明代成为人口迁入区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  明代迁入陕南的人口绝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流民。明代流民数量相当多,而荆襄一带即是流民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,流入今陕南地区的流民也相当多。据《明英宗实录》载,正统二年(1437),“时有言逃民,聚居各处,殆四五万人。先后入山,抵汉中府深峪中潜住”。又据上文载,景泰五年(1454),原先流入河南的“各处逃民”二十余万户又 “转徙南阳、唐、邓、湖广襄、樊、汉、沔之间逐食。”成化四年(1468),王信报告说:“四方流民,屯聚荆襄者已二三十万。”此年十二月,巡抚荆襄右副都御史杨璿奏称:“荆、襄、安、沔之间,流民亦不下百万。”(《明宪宗实录》)据此,涌入荆襄地区的流民已达一百万人之多。成化六年(1470),陕西地方当局奏报说:“陕西之地,可忧者二,一则三边之虏寇,一则汉中之流民。……且汉中僻在西南万山之中,为川蜀喉襟之地,而四方流民聚者不下数万。”并建议设专员“专治汉中流民,其有久住愿附籍者,从其附籍;或从便安置之,或设法渐发遣之”,宪宗从之。由此可知,汉中府流民至少有数万人以上,并有部分人在此附籍。

  明政府对流民主要采取发还原籍的政策,但收效甚微。后来又采用强行驱逐,甚至是武力镇压的政策,进行驱逐。然而这些流民“自往年驱逐之后,多去而复来;及继以灾伤,逃移渐众,益相聚集”(《明宪宗实录》)。强行驱逐政策以失败告终,明政府只好增设州县,允许流民就地附籍。

  又据《明宪宗实录》,成化十二年(1476),明政府派原杰安置荆襄流民。据原杰奏报:“流民之数,户凡一十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七,口四十三万八千六百四十四,俱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江西、四川、河南、湖广及南北直隶府、卫军民等籍。”流民来自的地区相当广泛,既有民户,也有卫所逃亡的军户。在43.8万流民中,96 654户,达85%;在陕西西安府、汉中府境内的流民有18 718户,附籍者16 083户,附籍者达85.92%。明政府增设郧阳府,并析汉中府洵阳县增置白河县,编户八里,又析西安府商县之地,增设山阳县,编户一十二里。此次在西安府、汉中府附籍的流民估计约6.5万人(按附籍流民户均4.06口计),这6.5万流民从此成为政府认可的合法移民。

  成化十二年(1476)后,各地流民仍不断涌入陕南等地。成化十八年(1482),吴道宏等奏称:“自去冬以来,河南、陕西、山西、北直隶流民,扶老携幼入荆襄境内,潜奔入山。”《明孝宗实录》卷28载,弘治二年(1489),郑时等上奏说:“在陕西汉中府,已成家业愿附籍者五千二百四十六口。其愿附籍者,请照例存留,抚驭三年之后,乃议差科”,明孝宗从之。另据《明武宗实录》卷11载,武宗正德元年(1506),刑部左侍郎何鉴奏称:“清查过荆、襄、南阳、汉中等处流民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余户,七十三万九千六百余口。其愿附籍者,请各给户由,收入版籍;愿还乡者,量宽赋役。”又据《明武宗实录》卷18载,此年十月,孙需又奏报说:“续清出荆、襄、郧阳、南阳、汉中、西安、商洛等州、府县流民一十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一户,愿附籍者九万二千三百七十户。”

  据《明经世文编》载,马文升在《添风宪以抚流民疏》中奏称:“汉中府地方广阔,延袤千里,人民数少,出产甚多。其河南、山西、山东、四川并陕西所属八府人民,或因逃避粮差,或因畏当军匠,及因本处地方荒旱,俱各逃往汉中府地方、金州(今安康地区)等处居住。彼处地土可耕,柴草甚便,既不纳粮,又不当差,所以人乐居此,不肯还乡。即目各处流民在彼,不下十万之上。”

  二、清朝

  (一)陕南地区的移民明末清初,陕南屡遭兵燹,自然灾害亦颇频繁,大量人口死于战乱或逃亡他乡,导致人口锐减。清初,陕南极其残破荒凉,人口稀少,成为全国重要的人口迁入区。

  外地移民迁入陕南最早见于记载者在康熙初期,但迁入数量甚少,规模有限,乾隆初年以后才形成移民高潮。毕沅《兴安升府疏》称:兴安州(今安康地区)“从前俱系荒山僻壤,土著无多。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,因川、楚间有歉收处所,穷民就食前来,旋即栖谷依岩,开垦度日,而河南、江西、安徽等处贫民,亦多携带家室,来此认地开荒,络绎不绝,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”。

  汉中府(今汉中地区)的移民来源及分布。道光《西乡县志》载,西乡县早在康熙年间就有湖广(今湖北、湖南)等省人口迁入这里。康熙五十六年(1717),西乡知县王穆建造“招徕馆”20间,“以备湖广等省招徕之民初到栖止”。此后,“楚民来西(乡)者数千家,自是田地日辟”。据此估计,康熙末年迁入西乡的湖北等省人口约1.5万人以上。又据道光《西乡县志》载,道光八年(1828),西乡有38 728户,178 453口,其中“土著老民”24 114户,95 792口,而“新民”(即移民)占人口的46.32%,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。据《西乡县乡土志》载,清末西乡的大族吴氏、田氏、李氏等十二族分别来自浙江、湖南、湖北、陕西三原、江西、安徽、广东等省,大多为乾、嘉时迁入西乡。

  卢坤《秦疆治略》载,定远厅(今陕西镇巴)由于清朝“承平日久,川、楚之民生齿日繁,入山开垦者日益众”。至道光初年,“烟户渐多,川人过半,楚人次之,土著甚少”。据此,迁入这里的四川人占总人口的50%以上。定远厅道光三年(1823)有13.48万人,按此估计,则迁入定远厅的四川人近7万人。

  《三省边防备览·策略》载,川、陕边境大巴山地“土著之民,十无一二,湖广客籍约有五分,广东、安徽、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,五方杂处,无族姓之联缀,无礼教之防维”。据此,大巴山地区湖广籍移民约占总人口的50%,广东、安徽、江西各省约占30%~40%,土著居民仅有10%~20%。由此而论,大巴山区外来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80%~90%。

  又据卢坤《秦疆治略》载,留坝厅(今留坝县)“土著民人甚少,大半川、楚、安徽客民,均系当佃山地,开垦为生”。留坝厅松、柏、柳等树木“昔所常有,数十年来,客民伐之,今已荡然”(道光《留坝厅志·土地志风俗》)。外地移民之多不难想见。光绪《佛坪厅志》载,光绪八年(1882),佛坪有土著居民4 228户,25 973口;“客民”8 133户,46 595口,“而雇工另户不与焉”。在佛坪总人口中,土著人口仅占35.8%,外来移民则高达62.2%。

  乾隆《南郑县志》载,南郑县(今汉中市汉台、南郑二县区东部)南部地处大巴山区,乾隆时,这里“深山穷谷,垦荒辟土者,多异地之人”。南郑县东西皆为平原,“在汉江以北者,称为北坝,人民土著居多。自汉江以南,亦系平原,称为南坝,多系四川、湖广、江西等处外来客民,佃地开荒”,分布在汉江以南大巴山区。主要来自四川、湖广、江西等省。而汉江以北之地则以土著人口居多,外来移民较少。

  光绪《洋县志》载,洋县北部为秦岭南坡,亦多外来移民。康熙中期,洋县“东路之椒溪、蒲河,北路之华阳山,僻远尤甚,多招徕附籍之人”。嘉庆时,洋县北部至周至县南部的广大山区,外来移民更多。据载,“终南、太白两大山,其脊背在周至之南,洋县之北,林深谷邃,蟠亘千余里,各省流民结棚垦荒。秦岭厚畛子、黄柏园、神仙洞等处,大小木厢百数十处,匠作负运多者,一厢至一二千人,少亦以数百计”。

  据卢坤《秦疆治略》载,清初凤县人口稀少,由于外来移民大量涌入,道光三年(1823)时猛增至173 400余人,人口颇称繁庶。光绪《凤县志》载,光绪初年旱荒,“山外旷地多,老林地力渐薄,棚民辄外徙”。移民又大量迁出山外,致使凤县人口锐减。光绪十八年(1892),凤县仅有10 073户,42 087人,仅为道光三年的24.27%。

  光绪《续修平利县志》和乾隆《平利县志》载,平利县康熙五十年(1711)仅有492户,1 913口,乾隆十九年(1754)增至2 318户,8 509口。43年间人口猛增4.5倍。至道光三年(1823),又猛增至178 600口。乾隆十九年至道光三年(1754~1823)69年之中,人口猛增20倍,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5‰,如此高的增长率显然主要是外地移民大量迁入的结果。《秦疆治略》称:平利县“幅员辽阔,民人多系楚、蜀迁居之户,全赖开山种地以资生”。可见平利人口绝大部分为四川、湖北迁入的移民,其中当以湖北籍移民为多。

  据卢坤《秦疆治略》载,嘉庆十七年(1812),安康县的人口状况是:土著居民25 066户,153 884口,户均6.14口;“客籍”居民16 707户,45 526口,户均2.73口;“只身客籍”3 717口,僧道籍人口452口。该县“北乡皆崇山峻岭,土地瘠薄,土著流寓参半”。据此,安康县移民主要分布于该县北部深山地区,这里的移民约占1/3~1/2。安康县道光三年(1823)人口达389 300余人, 11年间(1812~1823),人口猛增近1倍,年平均增长率达60‰,这主要是外来移民大量迁入的结果。

  又据《秦疆治略》载,白河县“滨临汉江,界连楚北,五方杂处,最易藏奸,境内四面皆山,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”,以湖北籍为最多。

  紫阳县外来移民也相当多。道光《紫阳县志》载,乾隆四十年(1775),紫阳县仅有25 690口。至道光十八年(1838),增至127 829口。短短63年之中,人口猛增4倍,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6‰。人口增长之所以如此之快,主要是外省移民大量迁入的结果。故道光《紫阳县志》称:紫阳县“皆侨户占籍,土著百无一二,迄今日犹然”。康熙中期,紫阳知县沈麟说:紫阳县“流寓多而土著少”。

  洵阳县和石泉县迁入的外来移民数量也不少。康熙二十六年(1687),潘瑞奇在其所修《石泉县志·序》中说:石泉县自明崇祯九年(1636)以后“五十二年间,七经寇陷,所存者寥寥数百余家”。据此估计,康熙二十六年石泉县仅有3 000人左右,乾隆五十二年(1787)时则增至29 794人(乾隆《兴安府志》),100年间人口猛增9倍。据《秦疆治略》,到道光三年(1823)又增至87 900人,比乾隆五十二年又增长1.95倍。据此计算,乾隆五十二年至道光三年36年间,石泉县人口平均增长率高达30‰。乾隆《洵阳县志》称:洵阳县“今流寓日多,大抵皆荆、扬之人也”。《兴安府志》载,至乾隆五十二年(1787),洵阳县人口增至67 688口,道光三年(1823),又增至243 500口,36年间人口猛增2.6倍,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6‰。石泉、洵阳二县人口增长如此快,主要是外来移民大量迁入的结果。

  乾隆中期以后,外地流民大量涌入山阳。《秦疆治略》载,山阳县“向来树木丛杂,人烟稀少,不过一万余口。近则各省客民渐来开山,加至十倍之多,五方杂处,良莠不一”,道光三年(1823)人口达107 700人。

  洛南县位于秦岭东部,东邻河南,来自湖北、河南的移民较多。据《直隶商州志》和《秦疆治略》载,洛南“四境皆山,平原皆少,山内皆系川、楚客民,开垦地亩”。乾隆七年(1742),洛南县仅有5 691户,30 714口,道光三年(1823)则增至172 700余人,81年间人口猛增5.62倍,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2‰。

  镇安县是外省移民最集中的迁入地之一。《秦疆治略》载,道光三年(1823),镇安总人口为159 800余人,而“土著者不过十之一二,客民十居八九”。在镇安县总人口中,土著居民所占比重仅为10%~20%,而移民竟占80%~90%,可见镇安是外地移民相当集中的地区。据光绪《镇安县乡土志》载,清末,镇安县人口大致可分为汉民、回民两种,“汉民分本地、下河两帮,回民则属本地。外省之人称下河帮。合而计之,下河居十之七,本地居十之三”。由此看来,至光绪年间,镇安县外省籍移民仍占总人口的70%。

  清代西安府所属宁陕厅(今宁陕县)、孝义厅(今柞水县)位于秦岭南坡,实属陕南地区,迁入这里的移民也很多。鉴于外地移民大量迁入,清政府于乾隆四十八年在秦岭山区设立了这两个厅。《秦疆治略》载,道光三年(1823),宁陕厅有129 000人, “土著者仅有十分之二”。据此,宁陕居民中移民约占80%,其数当在10万人以上。据道光《宁陕厅志》载,当时宁陕民户中,“楚、蜀人居十之五六,江南、江西、山西、河南、两广人十之二三,土著者十之一二。”移民的来源(即迁出地)相当广泛,来自全国12个省,土著居民仅占10%~20%。

  孝义厅(今柞水县)的外来移民也相当多。据光绪《孝义厅志》载,移民的迁出地极为广泛:“约计土著者十之一,楚、皖、吴三省人十之五,江、晋、豫、蜀、桂五省人十之三,幽、冀、齐、鲁、浙、闽、秦、凉、滇、黔各省人十之一。故性情各异,风俗亦不同”。这一记载说明,孝义厅土著居民极少,仅占总人口的10%,而外来移民所占比重相当高,各省移民(包括本省)占总人口的90%。

  (二)清末关中地区人口迁入同治元年至光绪五年(1862~1879)左右,因战乱(镇压回民起义)和旱荒,关中人口大量外迁,导致陕西人口大减。光绪六年以后,又有不少外省人口迁入陕西。关中成为主要的人口迁入区。

  光绪《富平县志稿》载,同治以前,富平县是陕西人口最稠密的县之一,然而“光绪六年以后,土旷人稀,阖邑丁口,约略计之,三去其二”。所以地方当局“遂仿南山(秦岭)诸邑招集客民开垦例。于是川、楚无业之氓,坌然而至,计口授田,与土民原无歧异”。至光绪十二年(1886),富平县土著居民18 845户,89 969口,商民2 105名,“招垦客民”1 298户,男女大小5 799口。据此,富平的移民主要来自四川、湖北两省,他们都是失业破产的无业游民。移民每户平均4.47口,说明他们基本上都是全家同迁。

  蒲城县位于关中平原东部,历来是人口稠密区。据《秦疆治略》和光绪《蒲城县新志》载,道光三年(1823)该县拥有303 000人。但到光绪八年(1882)仅剩26 685户,114 634口,人口减少了62.17%。由于“户口零落,土地半属荒芜”,蒲城县于光绪十年(1884)大力“招客开垦,湖北、河南之民占籍者甚夥。十五年(1889),始编立八图,一体开科,与土著等”。这八图是:(1)东乡:永远图(湖北)、中州图、常乐图、华阴图(以上图皆为河南);(2)西乡:悠久图(湖北)、河南图(河南);(3)南乡:三善图(湖北);(4)北乡:骏良图(湖北)。由此可知,迁入蒲城的外省移民皆来自湖北、河南二省,移民的成分以失去土地的无业农民为主。移民进入蒲城后,皆以开垦荒地为谋生手段。这种移民完全属于自发性的移民,或称经济开发型移民。这些移民被编为8个图,每图多少人,史籍失载。仅就图的数量而言,湖北籍占4图,河南籍占4图,恰好各占一半。

  泾阳县位于关中平原核心地带,自古为富庶之区,人口稠密,然自同治以来,人口锐减。宣统《重修泾阳县志》载,光绪初年,即有不少外地人口迁入泾阳。光绪三年(1877),泾阳县土著居民12 032户,客户322户,共计71 235口。至光绪二十八年(1902),土著人口为14 825户,而客户增至1 944户,比光绪初增加6倍,人口共计85 580口。宣统二年(1910),正户(即土著)15 458户,附户(即客户)3 019户,总人口增至95 860口。据此,光绪三年前就有322户迁入泾阳,外来移民占土著人口的2.68%。到光绪二十八年,外来移民达1 944户,占土著人口的13.11%,到清末附户(即外来移民)占正户(土著)人口的19.53%。可见迁入泾阳的外来移民增速之快。又据宣统《重修泾阳县志》称,同治迄于清末,泾阳县“土著之民三分仅一。……客日集而主日弱,其势岌岌不能自存”。泾阳县的外来移民在清末已达总人口的2/3。

  兴平县位于关中平原中部,地平土沃,农业发达,人口稠密。据乾隆《兴平县志》和光绪《兴平县乡土志》载,早在乾隆四十年(1775)时,兴平即有17 899户,142 465口。到同治初年,减至16 700户,105 342口。湖北客民来寓渭河南开种,佃种滩地,谓之“客户”。至光绪三十三年(1907),兴平县共有客户(外来移民)1 708户,8 018口;商户550户,3 535口;土著户22 732户,106 391口。土著居民户均4.68口,客户户均4.69口。可见外来移民基本上都是全家迁移,移民数量达8 018口。据此估算,迁入兴平的外地人口近1万人,其迁出地为湖北,以开垦渭河滩地为生。

  三原县素为关中富庶之区,人口众多。同治至光绪初,人口锐减。民国《续修陕西通志稿》载,光绪初年,三原县知县焦雨田“招集湖北、山东流民拓垦,生齿渐繁,至宣统末,约增五六万口”。可见光绪初年以后迁入三原的移民数量不少,主要是来自湖北、山东的无业流民。据此估计,迁入三原的湖北、山东籍移民约有30 000人以上。另外,据民国《咸宁长安两县续志》载,咸宁县(今西安市东)境“滩地多于长安,回乱后,屯军、客佃开辟沮洳,远方耒耜来者日众”。

  迁入蓝田的外来移民也相当多。光绪《蓝田县志》载,同治十三年(1874),蓝田土著居民26 187户,男女大小142 674口,客户8 950户,41 754口,雇工2 908名。据此估算,外来移民占土著居民的29.3%,说明该县外来人口比重很大。土著居民户均5.45口,客民户均4.67口。从户均口数看,绝大多数都是举家迁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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