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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人热衷海外旅游,只因外国景点名字更好听?

今年春节,全国旅游人数暴增,其中出境游整体订单同比增长640%,跨境机票订单增长4倍以上。

 

广州一旅行社前两天上线一款海外10日游的产品,团费约26000元/人,结果40个名额上架1分钟内就售罄。

 

为什么大家这么热衷出境游?

 

一位在国外旅游的网友给出了答案:威尼斯,佛罗伦萨,维也纳,爱琴海这些地方光听名字就浪漫优美,非常有消费欲望。

 

看到这,底下立刻有人站起来纠正:这些地方本来就美,和名字没多大关系

 

他举例道:“比如说,提到威尼斯,会想到水城、威尼斯商人;听到佛罗伦萨,会想到文艺复兴、教堂壁画;听到罗马,会想到竞技场、罗马帝国;听到维也纳,会想到金色大厅、音乐之都,听到爱琴海,会想到希腊文明、蓝白色的建筑与风景。”

 

简而言之,只要地方原本的地理风情决定了这个地方让人心动,取什么名都不影响。

 

真是这样吗?

 

众所不周知,外国景点的很多名字其实并不好听,而是我们翻译的好听,现场还原下,看看什么效果。

 

比如,格陵兰岛(greenland)大可精准译为“青岛”,瞬间这座千里冰霜、银装素裹的世界第一大岛迎面吹来一股带着鱼腥味儿的海风。

 

纽约(New York)译为“新乡”,乡间泥土的芬芳、泥泞的小路、一个叫小芳的姑娘开始在脑海回旋,无论如何也与国际大都市联系不起来。

 

珍珠港(Pearlharbour)译为“蚌埠”,脑补这画面,我也埠(绷不)住了。

 

凤凰城(Phoenix)直译为“宝鸡” ,感觉档次也掉没了。

 

这还是按字意来翻译,而且借用了我们熟知的中国地名,要是放飞想象直接音译,那可以要多难听,有多难听。

 

比如日本能翻成“逆洪”、美利坚可以变成“没力贱”等,要是这么翻,估计这些国家排着队过来求改名。

 

可以说,人靠衣裳马靠鞍,一个好名字带来的美好遐想,远比声嘶力竭向全世界叫喊一万遍“我们这很漂亮”管用。

 

如果站在这个角度再去看我们周边的世界,发现还真是不太一样。

 

比如,对于西方国家,我们给它们译名几乎用了最好的词,什么美利坚、德意志、法兰西、英格兰。这些名字让人联想到“美丽”、“道德”、“法律”、“英雄”,听起来就很大气、优雅。

 

同样是给西方国家起名,日本却截然相反。

 

朝鲜人李百拂曾写文指责日本人起名用心险恶:

“ 如中国根据译音字其邻国,英也,德也,美也,法也,……在中国语法中皆为懿词,皆含好意,若日本则适相反

 

字德国曰独,意谓独夫之国也。字旧俄曰鲁,意谓愚鲁,经旧俄政府抗议,始改为露,盖诅其将于旭日(日本自命)之下消灭,仍为恶词。字美国曰,表面似无他,实则形容其可以吃下去耳。”

这真是奇怪了,是不是中日翻译搞反了?怎么中国就没把“美国”译作“霉国”?“英国”译作“阴国”?“德国”译作“歹国”

 

难道这些西方国家一出现,中国比日本还跪舔?

 

还真不是,一开始,我们对这些西方国家的国名翻译也是相当难听

 

鸦片战争之前,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,对世界是俯视的,对周边国家起名带着居高临下的意味。

 

比如位于中南半岛的诸多岛屿国家曾是中国的藩属国,老挝曾叫寮国,泰国曾叫暹罗,柬埔寨叫真腊等。寮国的寮,缅甸的甸,柬埔寨的寨,新加坡的坡都是小块土地的地名,“暹罗”据说是肤色较黑的部落,总体看,它们的名字就显得小气

 

而附属国之外的国家,那更是不从王命的蛮荒之地,从人名到地名都不忍直视。

 

鸦片战争之前,我们统称欧美人为“红毛”或“红毛番”

 

欧美人也没染一头红发游过来啊,为什么叫“红毛”?这是沿用明朝时对红发荷兰人的鄙视。

 

明朝时,在当时的朝贡贸易体制下,荷兰既不朝贡,还在闽粤沿海不断骚扰侵略,让当地官员百姓深恶痛绝,在描述他们时自然没什么好词。

 

明代《粤剑篇》记载荷兰人抵达中国沿海:

“有二夷舟至香山澳。通事者不知何国人。人呼之为红毛鬼。其人须发皆赤,目睛圆长丈许……”

《广东通志·番夷》写道:

其人衣红,眉发连须皆赤,足踵及趾长尺二寸,形壮大倍常,似悍。

 

这一番描述下,荷兰人简直就成了地狱饿鬼,长相类似荷兰人的洋人们自然就成了“红毛”。

 

洋人被鄙视,洋人的国家自然捞不到什么好。

 

比如现在所谓的“美利坚合众国”,最开始是“花旗国”,因为它们来的时候挂的国旗花里胡哨。

 

后来就是音译。广东人将“America”翻译成“咩哩干”。咩就是羊叫,用牲口命名,有多鄙夷自不必说。

 

除了“咩哩干”,还有“咪唎坚”“米利坚”“弥利坚”等等,后来直接简称为“米国”。日本人深受广东人“米利坚”的影响,也称美国为“米国”。

 

但不论怎么看,都和有着美好寓意的“美”字不相干。

 

再比如英国。英国的国名最开始传到国内,是由一名叫做利玛窦的天主教徒来中国传教时,学了点中文,将英国“England”直接音译为“谙戈利亚”。后来又多了几种音译,如“英圭黎”、“英鸡黎”等。

 

康熙年间一份东南沿海官员给康熙的奏折中写道:

“臣遍观海外诸国,皆奉正朔,惟红毛一种好宄莫测,中有英圭黎。”

除此之外, 德国叫“邪马尼”,葡萄牙叫“佛朗机”,俄罗斯叫“罗刹国”。

 

可以看得出,作为中央之国,中国对这些邻居和西方国家取名真是没给什么优待。

 

中国对西方各国命名的转变是在鸦片战争之后。

 

鸦片战争直接把清王朝打懵了,视角从俯视顺滑成了仰视。傲外转为媚外、恐外。原本的“抚夷局”,都改成了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”。

 

天朝上国的美梦破灭后,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,学习西方先进技术,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衡量中西方的实力差距,开始尊重对手

 

而这也表现在对西方国家的命名上,如曾国藩在奏折中,把“米利坚”和“美理哥”两个早期译名掐头去尾,打造了“美利坚”这个词。

 

而真正出现对西方地名大规模褒义译名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。

 

这个时候,中国文人们对西方充满期待和幻想。西方的月亮是圆的,西方的空气是香的,因此对西方很多地名翻译都讲究信达雅,最大限度表达褒义

 

举两个例子:“香榭丽舍、枫丹白露”。

 

香榭丽舍(Champs - Elysées)在法语中,Champs意为“田园”,Elysées来自希腊神话,指众神聚集之地,因此该名字可以译为“极乐世界”或“极乐净土”,但这么一翻译显得有些俗。

 

徐志摩将其译为“香榭丽舍”,在汉语中,“榭”意为“建在高台上的房屋”,“舍”指居住的房屋。描绘了一幅排列着精致屋宇,衣香鬓影、达官贵人往来如织的街景。

 

枫丹白露(Fontainebleau),是法国巴黎大都会地区内的一个市镇,名字由fontaine belle eau演变而来,原意为“美丽的泉水”

 

朱自清将其译为“枫丹白露”,瞬间档次拔到顶点,花树丛生的意境就出来了。

 

这不仅仅是翻译上的“信达雅”,更是那个年代,中国人对于西方一切都尊崇备至的心态。

 

由于“仰望”海外,过去我们把海外上到月亮下到地名,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美化。这种美化,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和情感取向,并以约定俗成的方式继承下来。

 

这不仅吸引着那时候的国人,同样跨越时空,让现在的众多中国游客趋之若鹜

 

如今,对于世界,中国平视,而不再仰视。那些曾被“美化”的地名,我们也没必要再“污名化”或“中性化”,这样有失格局。当下我们更应该做的,是发现身边的美,唤醒内部自信。

 

从对国外的译名,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好名字能发挥多大作用。这招在我国本土也同样适用,比如张家界

 

张家界市曾叫大庸市,而大庸市的前身是大庸县。

 

80年代的大庸县异常穷。到1985年,大庸人均年收入在150元以下的贫困户达16.18万户,共68.43万人,占全市农业总人口的53.5%。

 

简言之,超过一半的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

 

但贫困的大庸手里却有个无法发挥作用的宝贝——张家界林场(张家界森林公园)。

 

张家界林场有多吸引人?

 

1979年,国画大师吴冠中将其誉为一颗失落在湘西的风景明珠,据此创作的绘画作品被法国立塞奇博物馆收藏;

 

1980年,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第一个在香港为张家界举办画展;

 

1981年,香港著名摄影家陈复礼在张家界黄石寨拍摄的作品《山鹰图》获伦敦英国皇家摄影学会作品展览金奖。

 

张家界在各路名家接二连三地自发安利下,闻名海内外。相较之下,它所在地大庸,却“地如其名”,平庸得很。

 

改革开放初期,邓小平提出:“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,要突出地搞,加快地搞!”

 

坐拥锦绣山河的大庸立刻想方设法抓住这一翻身机会。

 

大庸县下辖的张家界林场与慈利县下辖的索溪峪、桑植县下辖的天子山,山水相连,三地统一合称为“武陵源风景名胜区”。

 

为了发挥旅游规模效应,1988年大庸县升格为地级市,统辖永定区(原大庸县)、武陵源区、慈利县和桑植县。

 

本以为会游人如织,没想到却久久不见起色。

 

一番研究后发现,当时很多游客慕名来张家界旅游,却闹出了不少“到了大庸市,不知张家界”,“寻找张家界,走过了张家界”的笑话。

 

大庸市的首任市长肖征龙还回忆称:

“那几年我们在招商引资过程中,发现很多客商愿到张家界投资,却不愿到大庸投资,其原因之一是不知道张家界在大庸境内,招商引资的同志须花费大量的精力解释。”

为此,湖南从省到市都在商量,要把大庸改名为张家界。

 

但改名哪有那么容易。一个市名的更改,涉及到全国交通、地图、邮政、通讯等各个方面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国务院明文规定,严格控制更改地方行政区划名称。

 

1993年,市委市政府将这项工作列为全市10件大事之一。为了完成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,多次上省,3次赴京,请示汇报。

 

最终经过省民政厅、省政府、国家民政部层层审核同意,逐级上报,1994年,国务院审准改名。

 

改名后,张家界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迅速扩大。1989年,张家界旅游接待人数为56.5万人次,2019年这一数据到了8049.3万人次,30年间翻了140倍。1989年,张家界市旅游收入只有0.25亿元,而2019年就到了906亿元,是30年前的362倍

 

改名取得巨大成功。

 

除了张家界,还有很多旅游景点改名带来巨大收益。

 

比如重庆“石夹沟景区”,起初,门票只有20元。2012年,当地正式更名为“武陵山大裂谷”,门票一下翻了八倍,涨价力度令人咋舌;

 

海南省的“五指山市”,原名“通什”,如今也成了海南岛最具代表性的旅游景区之一,有“不到五指山,不算到海南”的美誉;

 

1984年,曾经寂寂无闻的新安江水库,化身“千岛湖国家森林公园”,知名度迅速拉升,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。

 

好名字就是不少旅游地增强影响力的法宝。

 

但中国还有不少城市景点因为缺少好的名片拓展知名度,让游客们无从知晓,自身实力也无法发挥。

 

而它们缺的,可能只是个好名字。

 

比如攀枝花VS渡口、西安VS长安、临沂市VS琅琊市、淇县VS朝歌,和原名相比,哪个让你更有想去的冲动?

 

与其让中国游客慕名远赴他国,何不四两拨千斤,把中国本土旅游景点的威力发挥出来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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